从连三元老店出来，向左一转就是贡院。站在路口望过去，但见人头攒动，人声如沸。五开间的大门，竖着三方直匾，中间是‘天开文运’四个泥金大字；东西两方题的是‘明经取士’和‘为国求贤’。进了大门是二门；二门之内，便是龙门，送考的人到此止步了。

    有清以来，考试的时间确定很是费了周章，顺治时期是在二月，如有恩科，再临时确定时间。到了雍正五年和乾隆二年，因为有闰月的缘故，二月只相当于往年的一月（也就是正月）的天气，北京城中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举子进贡院之前还要照例搜检——以防作弊，便更加的苦楚难当。便临时改为三月举行。

    到了乾隆九年，又有上谕明发全国：“明年二月会试，天气尚未和暖，且各省皆需复试，士子到京未免稍迟，着改期于三月举行。”从此以后，在三月举行会试（不论正科还是恩科）就成为永例。具体的时间是从三月初九第一场，三月十二第二场，三月十五第三场（具体的后面会写到）。

    入院的时间也有规定，大约是卯正点名开始入场（也就是现在的早上六点钟左右），但是实际上来自全国的举子总数在七千人上下，每一个都要被仔细的搜检一番，全部进院完毕，总要在黄昏时分。是以一整天的时间，贡院前的大街上一片乱糟糟的景象，比之赶庙会也不遑多让。

    尽管崇实力劝众人从容，他自己的模样也装得很从容，可是神色和行动，总有些心思不属，颠三倒四似的。别人也不敢笑他，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，十年寒窗，所争的就是这一场，且紧忙自己的正经去。把考篮放在腿边，由号军认真的检查过——清朝考试制度相当严格，便是一张两面全白的草稿纸也不允许带入贡院——撩起衣服，经过照例的搜检，崇实、谢增便与徐桐，储德灿分路了。

    崇实他们两个的号舍在东面，是有名的龙字号——龙字号的出名，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乾隆九年，高宗临幸贡院，看到举子们在那一间站起来挺不直腰，躺下去伸不直脚的号舍中，“代圣人立言”的苦况，大为感动，御制七律四章，刻碑树立于贡院正厅的至公堂中。诗中有词臣歌颂，说是“添得青袍多少泪，言孔言孟大是难”，其中的的“名句”是：“从今不薄读书人”，“百年雨露万年心”。

    还有一个原因是，龙字三号有一株古槐，婉蜒而西，夭矫如龙，横过市道，盖覆于西面的号舍。这株古槐名为文昌槐，据说有关文运：如果乡会试的年分，枝叶茂盛，得士必多。又说：闱中举子如果有病，在文昌槐前虔诚祷告，摘槐角煎汤服下，立刻痊愈，灵验非常。两个年轻人经过那里时，真就看到两个面有病容的人在那里焚香默祷。

    谢增还好，是十八号，崇实就没有那么好的运道：他分到的是六十二号——号舍七十间相连，最后一间是被称为‘屎号’的厕所，距离近在咫尺，闻着这让人作呕的气味，简直什么心思也都给熏跑了。

    订好号板，挂上号帘，开始自己动手做饭。在随身携带的考篮中有从琉璃厂买来的全新的考具，除了必要的文房四宝之外，从钉锤到白泥小风炉，一应俱全，总计不下五十件之多。烛火、食物。就这样一样一样取出，各放其位，算是整理停当。

    左右号舍中哼唧有声，崇实站起来走过去看看。只见两个举子都是一筹莫展的拿着锤子、钉子发愣，很显然是那种五谷不分，只知读书的书呆子。当下帮他们安排妥当，再回到自己的号舍草草的用罢晚饭，在这站不直，睡不平的号舍中闭目养神。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，直到有人呼喝：“接题纸，接题纸了！”才把他惊醒过来。

    会试和乡试的规制的相同的，第一场照例在四书中出三个题目，作三篇八股文；另作五言八韵诗一首。所不同的是会试及顺天乡试的第一场，文题及诗题，皆由皇帝所出——三月初八一早，尚未放举子入场时，便由皇帝交下密封的论语、中庸、孟子各一本，以及诗题一纸。由礼部堂官资送到贡院，先由“知贡举”的大员在贡院门口跪接。然后捧着钦命四书题供奉在至公堂中，传鼓通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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